袁腾飞blogger 自古至今，中国为何收不了富人的税？

“饿”向胆边生



到了北宋初年中期，发生了很严重的社会危机。



唐以后田制不立，没人管了，百姓有多少地就给国家交多少税，没地的就甭交了。而到了宋，北宋太祖皇帝是高干子弟出身，他当上的皇帝是因为趁着人家孤儿寡妇篡的权嘛，所以他不了解民间疾苦，他也没见过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，所以北宋还是不给老百姓分地。



特别是北宋皇帝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宋太宗说：“富室连我阡陌，为国守财尓。”有钱的人越多越好，正因为有钱的人多了，国家可以征税呀。你说的那是美国，美国的个人所得税60%是年收入十万美元以上的这些个大款们交的。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阶层交的，你说让那公司老总交个人所得税，他交什么呀？他把自己工资定到1600，不够交税标准。你那飞机头等舱你月工资1600买得起吗？他肯定花什么钱都走公司账，我月薪1600，不交个人所得税。这在国外是非法的，比尔?盖茨每月工资400美元，你信吗？



为富者不仁，所以中国不可能指着有钱人为国家出力，北宋也这样。造成的第一个社会危机就是贫富分化越来越大，差距越来越大。富人有弥望之田，穷人无立锥之地，到了这种地步国家还不管，你不管这个贫富矛盾，最后矛盾就指向了政府。



第二，百姓被地主剥削得饥肠辘辘，就得被逼造反。农民没得吃那行吗？他肯定反抗。



第三，冗官、冗兵、冗费，三冗。冗官就是养的这官太多没用。冗兵，北宋养兵的目的是为防止内患，宋太祖认为“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，方凶年饥岁，有叛民而无叛兵。”我养兵的目的就是让你别叛乱，有叛民而无叛兵。结果每逢荒年政府都派人到灾区去募饥民当兵。那你这个部队等于根本就没有战斗力，兵全是饥民构成的。过去有这么一个口号叫“竖起招兵旗，自有吃粮人”。我一竖旗就有人来，吃粮。不是来保家卫国的，要吃不着粮，就哗变了。



所以北宋的军队爱哗变，你想他能吃得着粮吗？长官怎么着都得克扣军饷吧。你看他长官坐着奔驰600，你自行车也没有，长官一顿饭鲍参翅肚，你煎饼果子吃不起，于是这帮人就哗变了。岳家军为什么后来打仗那么棒，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掠抢。”老百姓就支持人民子弟兵嘛。北宋别的军队老百姓不支持他，觉得他比金军、辽军还混蛋，就会抢老百姓。见着老百姓如狼似虎，见着敌人就耗子见猫那种感觉，御敌无方，扰民有术，这部队哪行。



冗费就好理解了，你80%的钱花在养官，这就叫冗费。



王安石死磕



搜刮有钱人



于是，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。北宋一共九个皇帝，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钦宗，神宗是第六代皇帝。



王安石变法有三方面。



第一，理财措施。理财措施核心是这么一句话：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”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，但是要增加国家的收入。不打老百姓主意，国家又要拿钱，这摆明了就是从有钱人身上下刀子。所以他这个改革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，也属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。



首先是青苗法。每年青黄不接时，分两次贷款给农民，收成后加息20%还官，免受高利贷盘剥，增加政府收入。相对于现在来说，20%利息太高了，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。你嫌高你可以不借，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，只能向高利贷和地主借，那就是200%的利息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，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这一句话就把官僚地主搞惨了，这些人想盘剥百姓没法盘剥了。



其次是募役法，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。雇人服役，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，减轻农民差役负担，保证生产时间。这样一来，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，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。



再次，农田水利法。复次，方田均税法。政府重新丈量土地，按每户的多少肥瘠收税，官僚地主不得例外。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，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，那就肥的多收，瘠的少收。



最后，市易法，政府设置市易务，出钱收购滞销货物，市场短缺时再卖出。这就限制大商人控制市场，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，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，现在等于是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。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，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，增加政府的收入。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，以免你积压仓库，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。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，然后政府挣四百对吧。但如果商人卖，他可能卖八百，九百，一千。因此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政府得到了钱，老百姓物价也能够便宜点，然后商人吃亏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整体的理财措施都体现着这个思想核心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。［见图5-30，p268］





短暂的变法



变法第二是军事措施。



首先，保甲法。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，每十家（后改为五家）一保，五保为一大保，十大保为一都保。然后你们家有两个男丁的，出一人为保丁。农闲时练兵，平时种田，战时编入军队抵御辽夏进攻，减少军队开支。这种兵实际上叫民兵，是保卫本乡本土的，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。因为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，勇于私斗，怯于公战。打架勇敢着呢，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。外敌入侵就胆小，异形打过来了，我躲着。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，一出国，你北京的，我也北京的，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，没有说你中国我也中国的，组织的也是北京同乡会，不是中国同乡会，缺乏国家概念。所以这民兵非常适合，你保卫的是你媳妇，你家乡。



将兵法。禁军驻地固定，然后固定地将官加以训练，充实边防。



变法第三是教育措施。



改革科举，废明经，设明法。明经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，没用。整顿太学，使学校成为为变法造舆论，育人才的地方。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过变法，一定程度地扭转了社会危机。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，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，危害百姓。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。司马光当政，就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个，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废除了。





好心办坏事



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？



王安石干这事压力很大呀。因为咱们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，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。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，你要改革，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，大逆不道。所以王安石他就顶着雷，压力很大。他明确地表示说我这个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，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过的这三句话：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。”



“天变不足畏”。因为你王安石变法，你看地震了，7.9级，属于天变。王安石说我不相信，我接着变，弄个8.3级我看看。



“祖宗不足法”。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，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。



“人言不足恤”。大家都埋怨你，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



所以这三条宗旨一来，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，一往无前，往难听里说就这老哥太愣了。你谁都不怕，天、祖宗，就没人能管得了你了，那往往他的事就容易走向极端。这时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。



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，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，所以我就假装支持。我求官，为了求官我假装说我重视新法，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太少，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。当官之后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，明明那青苗法应该是20%吧，我收30%的利息。“提举使以多散为功。”我多收。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，我才借给他们，现在是我逼着你老百姓，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。如果借了还不上，富户为穷人作担保。你们村有地主吧，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，还不上我找你要。最后那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，连地主都跑了。



孔圣人曾经曰过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。所以这个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是君子，逐利的是小人。所谓士农工商，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逐利。《琵琶行》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。”人家不轻离别没法养活你，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，商人重利轻离别，而你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。民不加赋而国用饶，你整天逐利吧，你就是小人，小人怎么能治国呢？



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。你当官了，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。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，我当了市长，我们家人要开公司，你能竞争过我吗？你一点辙没有。所以官不能干这个，不能与民争利。而王安石他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，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那么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，他也算呀，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。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。后来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，那个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，他确实存在这些问题。



王安石变法之后，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新党和旧党。新党上来就打旧党，旧党上来就打新党，党同伐异，这样的结果就使得北宋大臣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，也是后来造成他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

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评价不高，但为什么在教科书上给无限拔高，因为我们误读了列宁的选集。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的改革家，列宁这么说，其实是括弧里边的一个注解：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其实没有给王安石这么高的评价，列宁是为了向俄国人介绍谁是王安石，说明王安石的身份，才说他是中国的一个改革家。



事实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写入奸臣传的。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，天下骚然，党同伐异，党争视同水火。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厉害，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给王安石激发出来，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。甚至有人说这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。